文：愛麗絲 「我最誇張的狀態，就是一天吃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宵夜，總共五餐，不過現在比較不會吃這麼多了啦。

直到有這麼一天，我眼瞧著梅老闆進了家門，這才知道，我實在是生得太晚了，錯過了多少好事情。所以，他一在海棠院兒亮相，我就認出來了，飛跑進屋，緊張萬分地告訴外婆：「梅老闆拜年來了，北房已經去過了，現在，在對過兒的葉子阿姨家門口兒。

外婆知我不服氣，就又來了兩句：「你外公最佩服的人是馬老闆。梅老闆微笑：「梅乾菜扣肉，您的拿手。」外婆用語極短，梅老闆馬上就懂了，也回答得極短：「鴿子不能養，弱視的眼睛盡量多用。」想了一會兒，又添了一句：「他也跟梅老闆票過戲。我糊裡糊塗問過一句：「還像樣兒嗎﹖」因為那時候我有八、九歲了，很看過些好戲，辨得出美醜啦。

」立中哦了一聲，不大以為然。會稱呼我外婆作「謝先生」的那些老人兒，他們與外公外婆的結識都在三○年代或者更早。不然一般來說，台灣中海拔山區的水潭很適合拍網美照的。

美中不足的是水有點濁，或許上游水壩剛洩洪過，導致明明天氣大好，水中能見度卻不如預期，無法拍出理想中的照片。我和友人玩了一會兒，把附近的瀑布、暗流都摸了個遍才上岸，十分盡興這是全球歷史中的弔詭，源自於歐美國家的名稱「瑪莉亞」，當時透過帝國殖民傳遞到菲律賓，現今在全球化的跨國移動中，「瑪莉亞」卻不再成為歐美國家的名字，而是菲律賓女性的名字，而且是代表她們的唯一名字。然而隨著發展主義和資本全球自由化，「台灣」和「菲律賓」分別處於政治經濟體中「核心／半邊陲」和「邊陲」的位置。

在現實層面，移工的勞動條件是相當惡劣的，本文作者期盼社會大眾能多關注移工的勞動權益。長期下來，人們就可能對某個族群或團體形成固定的既定印象。

Said（1978）在《東方主義》一書中論述，「東方」作為西方的「他者」，幫助了歐洲的自我界定和示明，「東方」和「西方」成為二元對立的存在，這兩者之間存在知識上、文化上的權力位階，西方總是凌駕於東方並試圖控制東方。文：施昱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研究生） 韓國瑜在2019年3月工商協進會演講時，針對業者建議引進菲律賓英語白領人才，他卻回應「這恐怕對台灣人心理衝擊大，因為瑪莉亞怎麼變老師了」，這句話引起許多人批評其為歧視性的言論。確實，在全球化高速移動的社會中，文化與文化間的「邊界」會不斷受到挑戰，若「半邊陲／核心國家」一味地將「邊陲國家」在文化上「簡化」、「刻板化」，不僅強化彼此不平等的國際關係，似乎也對理解彼此無太大幫助。然而事實上，以「瑪莉亞」代表整體菲律賓女性是很有問題的，菲律賓女性各式各樣的名字消失在「瑪莉亞」的面具之下，而語言「瑪莉亞」的「名稱」（能指）和「意義」（所指）的配對性又潛藏著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內容呢？ 「瑪莉亞」的他者化與全球歷史的弔詭 在台灣的菲律賓人，其實是多重、複雜、異質的組成群體，然而在台灣，他／她們卻被簡化、刻板化為只名為「瑪莉亞」的臉孔。

而在文化層面，也期盼社會大眾願意理解移工並非臉孔一致的「瑪莉亞」，而是每一位移工都擁有豐富的故事。另外，我們很難想像瑪莉亞為從事家務勞動的菲律賓男性，也困難想像瑪莉亞為高階工作的菲律賓女性，韓國瑜才因此脫口而出「瑪莉亞怎麼當老師」的話。在台灣，當有人提及「瑪莉亞」（能指）時，聽者就能自動聯想到「在台的菲律賓女傭」（所指），能指和所指的配對關係已經被台灣社會固定下來了。然而，究竟「瑪莉亞變成老師」如何造成「歧視性」呢？或許我們可以談談「瑪莉亞」名字的由來，並從「瑪莉亞」一詞透視種族、階級、性別上的文化意識形態。

前段所述的「瑪莉亞」符碼意義，便是一個用來理解台灣社會「他者化」菲律賓族群的例子，「瑪莉亞」也隱喻了我們對在台菲律賓人性別化、種族化、性別化的「刻板印象」。能指和所指之所以能配對、形成穩定關係，乃和社會文化的約定、想像有關。

因此，我們很難想像低階工作的白人為瑪莉亞、從事高階工作的白人為瑪莉亞。然而，以現在來說，並非所有在台的菲律賓女性都名為「瑪莉亞」。

Lippmann（1922）在其著作《公眾輿論》中提出刻板印象（Stereotypes）的概念，他認為世界上太多複雜的事物難以一個個親身去認識，因此演變出「簡化認知」的方式了解。況且，也並非所有來台的菲律賓女性都擔任幫傭／看護工作。確實「瑪莉亞」（Maria）在30年前左右曾經為菲律賓女性常見的名字，推測可能的原因跟當時菲律賓主要信仰「天主教」有關，女性受洗後，在教會被賦予Maria的名字，並加在本來名字之上。然而「瑪莉亞」（Maria）原本是英語系國家常用的女性名字，是如何被台灣社會連結為「菲律賓女傭」呢？首先我們從命名說起，Saussure認為語言的要素是符號（sign），而符號又分為能指（signifer）與所指（signified）兩部份，能指是語言符號本身，所指則是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能指和所指的關係並非本質存在，而是具有任意性。同時隨著1990年代，東南亞女性飄洋過海來台灣，許多來自菲律賓的女性，開始在台灣擔任家務、監護、照護工作，因此開始有了「在台的菲律賓女性」大多都稱為「瑪莉亞」的說法和既定印象。台灣社會對女性菲律賓人的刻板印象，是透過種族化的階級主義，將她們的國族身份固定在低階勞工上，將她們的性別身份固定在家務、照顧等再生產勞動的位置上。

相反地，在近十年來，「瑪莉亞」沒有一次排進菲律賓「最常使用」女性名稱的前20名。隨著菲律賓人跨越國界移動來台，形成台灣混雜的社會時，台灣社會卻也透過在文化上「他者化」菲律賓人，以確保自我（台灣作為一個群體）的界線並鞏固「核心／半邊陲」和「邊陲」的國際地位。

然而，「瑪莉亞」卻仍是現在「女性菲律賓幫傭／看護」的修辭。結語 當我們理解「瑪莉亞」背後所潛藏的文化霸權意識形態後，就可以知道「瑪莉亞怎麼當老師」其實是性別、階級、種族的多重歧視。

然而僅僅批評這些為歧視是沒有辦法改變菲律賓跨國移動工作者的弱勢處境。在這個過程之中，東方被簡單化、刻板化地被西方理解

由於台灣在南太四個邦交國中，有三個在密克羅尼西亞，這使得台灣在PIF的外交盟邦只剩下吐瓦魯。這對國際議程的推動造成了遲滯現象。除了台日關係外，美國政黨輪替拜登上台，目前台美關係感覺相當不錯，拜登政府比預期在對台承諾的表示上更為積極，美軍在台海周邊的存在更令人十分有感。中共在這幾個月來，也積極向外宣傳這樣的看法。

日台關係的關鍵年 但除了武肺疫情與中共問題外，今年也是個很特別的時候。過去美歐關係往往會怪罪川普，但現在「德國也要負責任」的認知開始在快速增加。

連英國首相強森都表現得似乎更為強硬。因為台灣是PIF的正式發展夥伴（development partner），如果在PIF存在剩下一個邦交國，台灣在PIF的處境會更為曲折。

除非這些國際會議已經有很好的運作過程與清楚的目的，否則多數國際會議開會本身不是目的，而多是透過開會之便進行其他政治議程的討論與規劃，亦即會議之外的其他會面往往才是國際議程的主要推手。但當疫苗施打後，多邊外交就可能再度回歸，台灣對此演變更要有先期準備。

大家多將焦點放在今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年，明年還是習近平是否二連任國家主席，甚至是中共總書記的關鍵時刻，自然中共的動向是動見觀瞻，中共對台灣的施壓是否又會出新招，更是國際觀察焦點。因此即便中共軍力在台海佔有優勢，但過去多認為中共不會真的動手。武漢肺炎改變了很多事，在國際外交上，因疫情之故，多數國際會議只能以線上取代。歐盟去年底與中國簽訂《全面投資協議》的後座力至今還存在，有一說認為隨著中對新疆與香港的鎮壓加速，這個投資協議可能在歐盟議會或是各國家內部議會都無法過關。

當然這不意味著拜登已經在對中示軟，但這樣的巧合需要仔細關注。更糟糕的是明年日中建交50周年，這意味著今年日台關係如果沒有進展，很可能從明年以後，機會就很難再有了。

日前不少國際媒體紛紛提到台海現況凶險異常，雖然大多預期在2022年前，中共可能還不會對台灣輕舉妄動，但以中共這兩年積極在台灣西南海空域挑釁與進行戰場經營，西方評估認為中國真的積極準備要對台灣動手。文：賴怡忠 2021年全世界依舊在籠罩武漢肺炎的陰影中，除了少數國家如台灣因疫情控制得宜外，多數國家主要將期待放在疫苗的普及注射上，期待透過武肺疫苗這個魔術子彈（magic bullet）可以逆轉戰勝疫情，否則只會看著自己直直落入萬丈深淵。

當多邊國際會議變成例行公事，各國參與意願與層級都在降低時，各國回歸到傳統雙邊外交，使得與台灣的差異變得比較小。雖然台灣人民本身從來不會相信中國對台灣的和平語彙，但西方國家過去的認知是中國如果真的要動手，則其經濟後果將使中共無法設想，辛苦經營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會毀於一旦。